我的创业故事 (35) | 我就是社交上的傻白甜

尽管我的父母在学习上的问题上一直对我是百依百顺,但是他们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种过度的“容忍”、“牺牲”、“妥协” 给我学习以外生活造成的影响。


去香港上大学之前的两个月,他们对我自己独立生活能力充满了忧虑。

出发去香港之前,他们为我准备了一个巨型长方形行李箱。里面装满了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枕头、被子。


尽管那天之前我还一个菜都没有做过,他们还是让我带上了一口炒饭做菜的锅。

此外还有所有他们能够想到的药,感冒药、发烧药、拉肚子药、眼药、各种有不同针对性的消炎药,急救药膏、药水、胶布。


到了机场行李处,我的行李直接超重几十斤,爸爸妈妈需交付600元人民币的超重费。


自信与自卑

在外人眼里,我是很自信的。


多年来当惯了尖子生,我对自己的认知就是自己是最优秀的,是特别的。

然而,一旦谈到学习成绩以外的问题时,我时刻被自己的自卑笼罩着。


潜意识里,我深知自己除了学习好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生活技能。因此当我拿到香港中文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在一阵短暂的兴奋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我对于即将一个人独立生活的恐惧。

——我怕和别人一起住。

——我怕大家就寝时间不同,生活方式不同。

——我怕因为不懂得与他人相处而和室友会产生矛盾,而没有父母在身边的日子里我会不知道如何处理。

——我怕吃不惯香港的东西但自己什么也不会做,于是每天就得饿着。

——我怕我内心脆弱,想家想北京,上学不到一年就决定退学不再继续。


记得当时在我思考是否要放弃北大去香港读书的时候,其中一项我很关注的因素就是每间宿舍的人员情况。

北京大学里,每个宿舍里有八个学生,而在香港上大学,听说每间宿舍只有两个人住。于是我的心立刻向香港那边倾斜。不为别的,只为了不需要和那么多陌生室友一起相处。


但是到了香港中文大学,我被分配到了整个庞大校区里唯一的三人一间的宿舍楼里。记得听到分配结果的时候,自己的心一下子就沉了下去,眼泪在眼睛里开始打转。

“对自己的不自信”让我有种失重的感觉。后来即使我人已经远到香港,但是在内心,我却更加依赖我的父母。


我感觉自己根本没有能力为自己做决定,于是从我到达香港的第一天,我就将人生所有的决定权、对事物的诠释权、与他人相处的方式方法全部交回父母手中。


我会通过每天一个电话,向他们详细叙述在我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来让他们来直接“经历”我的生活。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了解了所有情况之后,为我做出最好的决定。


那时候的我坚信,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人中,能为我做出最佳的选择的人一定是我的父母。因为他们爱我,一定只想让我好,所以他们做的决定一定是爱我的决定,不是害我的决定。

此外,我坚信,即使他们不在香港在北京,尽管他们并不了解一个半中半西的社会是怎样,但是我总觉得,我自己也是第一次经历这个新环境。

如果我可以准确详细地描述我一切生活的细枝末节,那么其实他们就像拿了个摄像机对我全天24小时追踪拍摄一样,他们也可以亲身体验了我的生活,然后可以有根有据地替我出主意、做决定了。


最后,独生子女的我,童年里除了与学习打交道之外,我没有什么与他人深度接触交流的经历。


再加上妈妈曾经反复告诉过我,“凡事一定要小心谨慎啊,有时候真的会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我特别害怕自己和别人打交道过程中说错话做错事,然后造成无法挽救的后果。

如果他们可以告诉我该“做什么”,“怎么做”,那么即使做错了,结果不好,那也不怪我。这样我就不会那么焦虑了。


就这样,在我步入大学的那一刻起,我不但没有减少对父母的依赖,反而将人生的决定权彻彻底底拱手相让给他们了。

我的父母也正式开始了他们对我的“远程遥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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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那年,妈妈开始正式教我如何做人

到了香港之后的头三个月里,每天我的眼睛都是又红又肿的,因为每天我都和妈妈抱着电话两边哭。


我在香港上学的奖学金是每年10万港元,除去住宿费和学费,每月还可以剩下4000左右港元的零花钱。每个月我都会花将近一半的钱在了每分钟2港元的电话费上。

每天需要与室友以及宿舍其他同学朝夕相处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妈妈会在几千里以外的北京指导着我的一言一行,教我“如何做人”。

大学寝室三楼是集体活动室,里面有一个大电视。我经常会下楼看新闻,锻炼粤语及英文听力。


就像中学那样,主动学习仍然是我的习惯。


有时候,香港学生组织的社团活动也会在三楼活动室里召开。开会的时候,他们会需要用电视放一些录像。但是由于我在看电视,他们会在门口停留一段时间,小声地商量着应该怎么办。


“还有没有别的地方有电脑可以放录像啊?”


“宿舍里有电脑啊,但是房间太小,坐不下咱们十几个人啊。”


“但是,她在用电视。我们去别的宿舍看看吧。”


看我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于是他们就离开了。


其实,他们在商量怎么办的时候,我实际上是听得见的。尽管我心里非常自责,对自己说 “我只是一个人,而他们有那么多人需要用电视、用活动室,我应该让出来给他们用。”

但是转念一想,我又对自己说,“是我先来的,就是应该我看完了别人才看。”


因为内心深处感觉做得不好,于是我打电话给妈妈,希望她用批评指责的话语让我警醒。

我向妈妈一五一十叙述了在活动室里发生的事情,包括我的想法和自责。妈妈告诉我说,“对,秧秧,你就是太以自我为中心了。” 我在电话另一端心服口服地点点头。


这时,妈妈继续说,“做事情要轮流,有东西要分享,如果你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而且这种需要更加迫切的时候,你应该把你拥有的东西让出来。”


妈妈对我的这些教导是我现在开始对自己三岁宝宝说的话。

每当他霸占着自己的玩具不想给其他小朋友玩儿的时候,我会告诉他,“宝宝,妈妈知道你特别喜欢这个玩具,只想自己玩儿。但是别的小朋友也想玩儿。所以咱们分享一下,让其他小朋友有机会体会一下你的快乐,好吗?”


十八岁那年,这些道理听起来小儿科,但却是我那时候内心急切想内化,变成事实的。


讲完生活中遇到的矛盾冲突,我会开始向她讲述在学校里发生的其他点点滴滴。


“妈妈,今天早上我吃了火腿煎蛋,中午吃的是香菇鸡肉焖饭。”


“不错,听起来营养挺丰富的。记着一定要多吃青菜。”

“妈妈,昨天我认识了一个从加拿大来的交换学生,我当时还在跟他臭显配我的琴技呢,弹了首梁祝,后来我非得让他也弹一首,人家一上来就弹了肖邦的《幻想即兴曲》,弄得我特别无地自容,真是难为情。


“这是好事儿啊。这让你看到这个世界上优秀的人太多太多了,你就要见多识广一些才好。所以说啊,不要轻易就喜欢上谁,要不然后面你会不断找到更好的,你就后悔了。”

妈妈总是会在适当的时机引入她的择偶观。


“我们辩论队里的队长好像挺喜欢我的,经常有事儿没事儿找我说话。”

“是吗?妈妈觉得啊,做女孩子记住一定要矜持,千万不要别人给点儿阳光就灿烂,知道吗?”


大二那年,我在网上认识了我的初恋美国男友。每到暑假和圣诞假的时候,我都会用攒下的奖学金买机票到美国去看他。于是,父母的电话远程遥控也移到了美国。


“女儿啊,你这是住在他爸爸妈妈家里吗?”


“对啊,他的爸爸妈妈住在楼上,我们住在地下室里。”


“啊,地下室?那么就是说他爸爸妈妈看不到你们了?”


“对啊,那如果要和他们抬头不见低头见,多麻烦啊。”

“那,你们是怎么睡啊?”

“我有自己的房间。”


“哦,那就好。秧秧,记住,一定要守身如玉啊。女孩子一定要矜持啊,只有自重的女孩子才能受人尊重。”

“哦,明白。他很尊重我的,你不用担心,妈妈。”


“那你和他之间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啊?


“我们很纯洁啊,最多就是一起洗了个澡而已。”


“什么???!!!!!!” 妈妈在电话另一端大声尖叫起来,“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哦,没什么。” 我蔫儿了下来。


“秧秧啊,你怎么这样啊?你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洁身自好啊?你可别一失足成千古恨,弄了个怀孕出来,那我们可就绝对不让你进家门了。”


“妈!你说什么啊?我们什么也没做啊!”


“女孩子就得矜持,得守身如玉。你们俩不要再发生更多的事情了啊!”


“哦,知道了。”


之后,我辞退香港的会计行工作,追随男友来到了美国,父母的的远程遥控在美国继续。


“爸爸妈妈很欣慰你现在在考美国会计师执照。这个工作非常稳定,非常适合你啊。”

“你被安永录取啦,年薪4万美元啊?虽然不是太高,但是是个好的起点啊。”


“乔伊的新书进入纽约畅销榜了啊,跟他说恭喜恭喜啊。你可要对乔伊的事业好好支持啊,这是你们的生计啊。”

“之前让你带到美国的几千美元你还留着吧?”

“什么,花完了,怎么回事儿,不是让你把那个钱当作救急的时候才用的吗?”

“你们的经济状况到底怎么样啊?好的话怎么会开始用我们给你的救急钱啊?你们怎么这么穷啊?”

“太好了,爸爸妈妈非常欣慰你们要搬到洛杉矶去住了。洛杉矶是美国第二大城市,所以机会更多,对你的个人发展空间也更大,所以你要好好争取机会,展示自己。”

“什么,你想当演员,搞什么啊?都快25岁了,怎么还那么不靠谱?你的生活怎么过得一塌糊涂啊?”

之后,我和初恋男友分手,一个人搬出去住,他们对我的担心更加加剧。


我自己一个人生活很彷徨,所以也靠给他们每天打电话找到一丝安全感、方向感。


从小到大,妈妈对我的一项评价就是“太单纯”。她经常提醒我要“见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

在我与初恋分手之后,我我认识了那个大我14岁的社会阅历丰富的男人贾先生。

记得在跟贾先生刚刚开始交往的时候,我会将约会的地点、时间、我们谈论的话题、他说的话,我说的话每晚清清楚楚地打电话向他们交代汇报。然后妈妈会给我出谋划策,告诉我下一步你应该说什么,做什么。


“妈,我认识了一个新学生,他好像对我很有意思。”


“是吗,说说看。哪里的人啊?”


“他是美国人,不过家里是伊朗人。”

“伊朗人啊。伊朗人是什么样的啊?”


“他们就是中东那边的人呗。”


“是不是皮肤黑黑的啊?”

“皮肤颜色还是挺白的。”

“多大了”

“四五十岁吧,我也不知道。”

“到底多少岁啊?”


“我真的不知道,我也没问。估计至少得有四十几岁。”


“哦,你今年27岁,那起码比你大十三岁以上。年龄上稍微大了点儿。”


“这家伙好像超有钱,开这个埃斯顿马丁的车,家住在好莱坞山上。”

“是吗?他是喜欢你吗?”

“我也不知道,感觉上是这样。”

“结过婚吗?有孩子吗?”

“这我哪知道,我就见过他两次。他老是要我和他一起去吃饭。但是我都拒绝了。”

“秧秧,你可要小心啊。记住作为女孩子,你一定要矜持、矜持、再矜持。拒绝拒绝再拒绝。”

“哦,明白。”


“你可千万不要让别人小看你。”

“不会啦。”

“记住啊,用劳动致富,劳动最光荣。”


“知道啦。我教他中文,又没白要他的钱”


“你一定要赚自己的钱、坚强、自理、有主见、有个性、这样才能受人尊重。”


在我向他们一五一十,毫无保留,把所有细节都完全讲出来之后,我的目的是将我的生活还原给他们,好像他们在过我的生活。

他们一直强调着他们是世界上最爱我的人,只有他们才最能为我好,而且他们经验丰富。


那我把生活的决定权交给他们,这样,他们可以替我做决定,要不要跟这个人交往,或是我的行为哪些做得不好。


和贾先生开始交往之后,在他的口头空头支票下,我一步一步变成了他的私人秘书和情人。

爸爸妈妈一直以为我步入了一段稳定的恋情,所以打电话的次数慢慢降低。

两年之后,在一次偶然事件中我看清了贾先生的真相,我们分道扬镳。那年,我29岁。


经历了两次的“失败”的恋情,我的父母尤其是妈妈开始不再相信我的判断力。

他们觉得世界上坏人太多,而我又太幼稚。


与贾先生分手后,妈妈正式要求我每天必须给她打电话,汇报自己的生活。


与贾先生分手之后,我对自己的选择能力也丧失信心,于是心安理得地答应了妈妈的要求,重新开始每天一个电话的汇报,直到我遇到小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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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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