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的父母在学习上的问题上一直对我是百依百顺，但是他们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种过度的“容忍”、“牺牲”、“妥协” 给我学习以外生活造成的影响。
去香港上大学之前的两个月，他们对我自己独立生活能力充满了忧虑。
出发去香港之前，他们为我准备了一个巨型长方形行李箱。里面装满了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枕头、被子。
尽管那天之前我还一个菜都没有做过，他们还是让我带上了一口炒饭做菜的锅。
此外还有所有他们能够想到的药，感冒药、发烧药、拉肚子药、眼药、各种有不同针对性的消炎药，急救药膏、药水、胶布。
到了机场行李处，我的行李直接超重几十斤，爸爸妈妈需交付600元人民币的超重费。
自信与自卑
在外人眼里，我是很自信的。
多年来当惯了尖子生，我对自己的认知就是自己是最优秀的，是特别的。
然而，一旦谈到学习成绩以外的问题时，我时刻被自己的自卑笼罩着。
潜意识里，我深知自己除了学习好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生活技能。因此当我拿到香港中文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在一阵短暂的兴奋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我对于即将一个人独立生活的恐惧。
——我怕和别人一起住。
——我怕大家就寝时间不同，生活方式不同。
——我怕因为不懂得与他人相处而和室友会产生矛盾，而没有父母在身边的日子里我会不知道如何处理。
——我怕吃不惯香港的东西但自己什么也不会做，于是每天就得饿着。
——我怕我内心脆弱，想家想北京，上学不到一年就决定退学不再继续。
记得当时在我思考是否要放弃北大去香港读书的时候，其中一项我很关注的因素就是每间宿舍的人员情况。
北京大学里，每个宿舍里有八个学生，而在香港上大学，听说每间宿舍只有两个人住。于是我的心立刻向香港那边倾斜。不为别的，只为了不需要和那么多陌生室友一起相处。
但是到了香港中文大学，我被分配到了整个庞大校区里唯一的三人一间的宿舍楼里。记得听到分配结果的时候，自己的心一下子就沉了下去，眼泪在眼睛里开始打转。
“对自己的不自信”让我有种失重的感觉。后来即使我人已经远到香港，但是在内心，我却更加依赖我的父母。
我感觉自己根本没有能力为自己做决定，于是从我到达香港的第一天，我就将人生所有的决定权、对事物的诠释权、与他人相处的方式方法全部交回父母手中。
我会通过每天一个电话，向他们详细叙述在我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来让他们来直接“经历”我的生活。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了解了所有情况之后，为我做出最好的决定。
那时候的我坚信，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人中，能为我做出最佳的选择的人一定是我的父母。因为他们爱我，一定只想让我好，所以他们做的决定一定是爱我的决定，不是害我的决定。
此外，我坚信，即使他们不在香港在北京，尽管他们并不了解一个半中半西的社会是怎样，但是我总觉得，我自己也是第一次经历这个新环境。
如果我可以准确详细地描述我一切生活的细枝末节，那么其实他们就像拿了个摄像机对我全天24小时追踪拍摄一样，他们也可以亲身体验了我的生活，然后可以有根有据地替我出主意、做决定了。
最后，独生子女的我，童年里除了与学习打交道之外，我没有什么与他人深度接触交流的经历。
再加上妈妈曾经反复告诉过我，“凡事一定要小心谨慎啊，有时候真的会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我特别害怕自己和别人打交道过程中说错话做错事，然后造成无法挽救的后果。
如果他们可以告诉我该“做什么”，“怎么做”，那么即使做错了，结果不好，那也不怪我。这样我就不会那么焦虑了。
就这样，在我步入大学的那一刻起，我不但没有减少对父母的依赖，反而将人生的决定权彻彻底底拱手相让给他们了。
我的父母也正式开始了他们对我的“远程遥控”。
----------
18岁那年，妈妈开始正式教我如何做人
到了香港之后的头三个月里，每天我的眼睛都是又红又肿的，因为每天我都和妈妈抱着电话两边哭。
我在香港上学的奖学金是每年10万港元，除去住宿费和学费，每月还可以剩下4000左右港元的零花钱。每个月我都会花将近一半的钱在了每分钟2港元的电话费上。
每天需要与室友以及宿舍其他同学朝夕相处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妈妈会在几千里以外的北京指导着我的一言一行，教我“如何做人”。
大学寝室三楼是集体活动室，里面有一个大电视。我经常会下楼看新闻，锻炼粤语及英文听力。
就像中学那样，主动学习仍然是我的习惯。
有时候，香港学生组织的社团活动也会在三楼活动室里召开。开会的时候，他们会需要用电视放一些录像。但是由于我在看电视，他们会在门口停留一段时间，小声地商量着应该怎么办。
“还有没有别的地方有电脑可以放录像啊？”
“宿舍里有电脑啊，但是房间太小，坐不下咱们十几个人啊。”
“但是，她在用电视。我们去别的宿舍看看吧。”
看我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于是他们就离开了。
其实，他们在商量怎么办的时候，我实际上是听得见的。尽管我心里非常自责，对自己说 “我只是一个人，而他们有那么多人需要用电视、用活动室，我应该让出来给他们用。”